搜索
设为首页 | 加入收藏

您当前所在位置:首页 > 文学作品 >

何兰生:家国记忆三十年

日期:2019-06-06 18:45:15        来源:农见度    浏览量:

  壹

  三十年前的月亮又圆又白,三十年前的太阳也格外明亮。那是1983年9月的开学季,南方的田野暑气初消,农人们刚从泥水田中挣扎起来,田里的禾苗都转绿了,剩下的只是施肥薅草、灌水打药,两个月后,秋风起时,新禾就可以上场了。

  那天上午,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去上大学。半个月来,满脑子都是兴奋,毕竟是全村第一个大快播彩票,而且还上的是北大,家人族人、亲戚朋友都一起兴奋。母亲早早就找出装稻谷的麻袋,给我装了两件行李:一件是母亲当年陪嫁的朱红色木箱,新换了锁扣,另一件是两床新弹好的棉被。听说北京冬天极其寒冷,母亲特意多加了两斤皮棉。弹棉花的是我小学的班主任,他是个民办234彩票,家传手艺,听说是给我上大学用的被子,说什么也不要工钱,但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,最后老师师傅就特意在弹好的被子上用红色的毛线绕了“1983”和“囍”字,以示纪念和祝贺。这两床满是感情的被子又宽又大,差不多是被、褥一体,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被子和那只木箱还一直跟着我。搬家时扔掉了很多东西,但这两样东西始终不离不弃。看到它们,就想起家乡和母亲,想起三十年前离开家乡的情景,想起那时候明亮的阳光。

  当时,全村没有一个人到过北京,还没有如今的打工潮。哪像现在,出门买个菜、坐个公交,就能听见桐城乡音,儿时的伙伴也不少在北京玉泉营、十里河卖建材搞装修。那时候北京到底有多冷?谁都不知道。人托人、保托保,才打听到陶冲驿附近有一个叫刘叶根的人,在安庆当农科所所长,“文革”期间在北大上过学。几经辗转,刘师兄托其老家的族人带过话来,北京其实并不太冷,屋子里有暖气,比我们家还暖和。虽然心里有点底了,但父母不放心,到底还是打了加宽加厚的特体被子。

  到了出门的时候了。已是半大小伙子的弟弟挑起我的行囊,竹扁担颤悠着往前走,奶奶带着全家人把我送到村后的高岗上。那个高岗是骑龙岗的余脉。这骑龙岗现在虽然只比平地略高点,但曾经也松涛阵阵。300年前,老祖宗逃水荒一副箩担从江南来此,也是因为看中了此地遭不了大水。传说这骑龙岗上有一处龙穴,是风水宝地,我一位堂伯就冲这个传说,把我堂祖母葬在这岗上,祈望子孙能发达。后来堂伯的孙女上了同济大学研究生,不知道这算不算显灵?我顺着高岗的背面往下走,过了一片叫汤家畈的田畈,就到了陶冲驿车站,那里每天有两班车到桐城县城。我和父亲一路沉默着,做头条彩票工作的父亲因为要开学,把我送到省城合肥后就要回来,我得独自一人从合肥坐火车去北京。想着千山万水,心里已经没有了兴奋,刚出门就已经乡愁百结。忍不住回头看,奶奶还站在高岗上,苍凉如一棵秋树。想着奶奶临别的话,“过年回来我不晓得还在不在”,心里就一阵慌乱。其实,奶奶并没有大病,后来她老人家还活了十年,见到了孙媳妇,知道有了重孙,可惜没等到重孙出世。这是后话了。

  陶冲驿古时是一个大的驿站,解放后是陶冲公社的所在地,后来改叫乡,又改叫镇。我们到了车站,弟弟就去上学了,我和父亲站在路边等客车。等车的人很多,陶冲是过路站,桐城每天发两班车到青草镇,往返都要经过陶冲。那时候,车少人多,我们去桐城经常要坐“倒车”。所谓坐“倒车”,就是等桐城来的车一到我们就得上车,到了青草不下车接着往回坐。每次当我们坐“倒车”回到陶冲,看见下面的人怎么也上不来时,就庆幸多花的车票钱值得。那场面真是挤破了脑袋,一些有急事的人都试图从窗户往里爬,经常发生为挤车打架的事,弄得车好长时间走不了。因为带着大件行李,我和父亲挤得满头大汗才坐上了“倒车”。看到窗外熟悉的田野、村庄往车后疾逝,刚刚因为挤车而忘了的乡愁又上了心头。

图为现在的陶冲驿

  20公里的路,车子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桐城。因为在桐城中学上了三年高中,我对桐城的情况还是熟悉的,我们很快就坐上了由安庆开往合肥的客车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桐城,从这一刻起,我知道,此后所有的都是陌生的了,忧郁一下子又压倒了憧憬。桐城到合肥100公里,现在在合肥一小时经济圈内,三十年前我们一路颠簸了五个小时。因为我小姑在合肥,我在合肥小姑家小住了两天。第一次到省城,也是第一次到城市,倒也没有怯阵,在理发馆理了个头发,很短的那种,然后照了大学要的一寸照片,有点傻淳朴那种,逛了逛张辽大战孙权的逍遥津,中午吃了几个包子,办好了行李托运。然后,在一个阴天的傍晚,小姑把我送上了去北京的绿皮火车。一声汽笛,火车咣当、咣当,朝我不认识的远方驶去。

1983年,作者(右)和同学在去香山郊游的路上

  就这样,我到了北京。在北京火车站,我坐上北大的新生车,一路向西,下午四点多到了北京西郊的北大。此时此刻,“一塔湖图”还勾不起我的兴趣,灰色的楼群和阴沉的天色,在我眼里是无尽的乡愁。我的宿舍分在32楼416号,后来知道,32楼是中文系的老楼,从1952年后就是。楼下种了核桃树,道路两侧是银杏,秋天时满地金黄,夏天时则是绿得发亮。在楼前的路上,我曾经挎着经典的绿色帆布包,无数趟去图书馆,也几乎天天拎着全校一色的蓝色热水瓶,到28楼楼下热水房打开水。我目睹了28楼和31楼之间树起了一个民主和科学的雕塑,图案是字母“D”和“S”交互顶着一个球,那时候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还很崇高,还不兴搞笑,“民主与科学顶个球”的幽默还没诞生。最近听说北大要把29,30,31楼拆了,不知“DS球”有恙否?

  在燕园的四年,我曾经无数次映着青藤的倩影轻轻推开五院的木门,在如洗的青砖地上印下青春的记忆。我也曾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穿过朱光潜、冯友兰正住着的燕南园,朱先生还是我桐城中学的校友,我只远远看过他的背影,那背影我在桐中时也恍惚见过,不过那是与他神似的弟弟。后来有人写文章说他看见朱先生拐杖倒地没人帮,这不过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传言,我们都没有目睹。朱先生的《悲剧心理学》是我多次拜读的经典,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我大半年里去了北大出版社服务部十几趟,就是想买他们不卖的精装大字本,后来终于有一个店员出现了马虎,才让我得了逞。

  燕园的岁月是难忘的。我记得在国庆35周年游行后在俄文楼前举充气“和平鸽”照过像、“一二·九”纪念日在五四操场喊过“振兴中华”、毕业前半年的冬夜在未名湖畔调息过心神、在写论文时无数次在图书馆里找过先贤的手迹和孤本影印件。我也记得大三时偷偷地听了哲学系汤一介老师一个学期的课,他讲授的“魏晋玄学”及其流风余韵,燃起了我对浪漫六朝的无限神往。

1983年,与同学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(前排左三为作者)

  写到这里得知汤老师已然从嵇康阮籍游,不禁感念当年“偷师”的点滴,默默地向老师敬奉上一瓣心香。我还记得发现黄仁宇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时,曾经是那样震撼,历史还可以这样写。还想起王献唐老先生的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,其在中华民族源流上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,还有那通篇的毛笔小楷,除了让我耳目一新外,也长久地影响了我的文化趣味。

  这些,都是从32楼416号开始的。我还记得,走进32楼416号,是周忆军同学帮我拉的行李,沈光同学的父亲忙前忙后地帮我解行李,孔庆东同学也是一副热心肠,当时他侠气未成,“北大醉侠”还未出世,但在入学的第一个冬天就露出了端倪,经常一件黄棉袄上系一根草绳。周忆军当时还不叫阿忆,只是后来大家熟了图省事,就叫他阿忆了,岂料后来他竟以此名行走江湖。沈光当时企图改名沈牧风,但学校不同意,现在在上海经营葡萄酒生意,倒是潇洒。在先到的同学们的帮助下,我很快收拾完毕,开始提笔给家里写起平安信。我知道,我和家乡的联系,以后就靠它了。当时还没有手机,电话也还是奢侈品,只有紧急时才会拍电报。

  半个月后,大概是在国庆节前,家中收到了信,听说当时全家人抢着看我从北京的来信。就这样,我的人生在三十年前的那个9月,拐了一个大弯。

  贰

  二十年前的冬天湿冷湿冷的,二十年前的春天来得也晚。1994年的元月,大学毕业后的我,在农民日报社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,曾经的理想主义,随着浪漫的八零年代的褪去,也在时代的变迁中销磨几尽。工作生活按部就班,没有什么起色。原以为这一年也像前些年一样如水一样流过。但现在回过头来看,这一年还是有些特别。

  那记忆已经烙在我的心头。现在想来,那一年是我奶奶大限之年。“今年你回来过年我还在,明年回来我就睡到骑龙岗头了”,奶奶的念叨成了真。一个周一的晚上,我接到报社西区万寿路家委会的电话,说我有一份电报,好像是老家来的,明天早上让班车带去。那年头,电报两个字就像不祥之兆,一拍电报十有八九就是亲人病危了。过了慌乱心焦的一夜,第二天接到电报,是奶奶病危了。怎么回去啊?那时候到合肥还只有一趟车,下午1点多上车,第二天早上到,我计算着,下了火车赶汽车,中午能到家。我简单地背了个小包就上了车,也没穿羽绒服,那几天天气很冷,我心里又害怕,一路上冷得直哆嗦,心里思来想去,祈望奶奶挺住。

图为作者安徽老家

  后来知道,奶奶确实在挺着,硬是靠意念提着一口气,就是要等着她最疼的大孙子回来见最后一面。难以想象她老人家当时有多痛苦。其情其景,围在病榻边的亲戚族人都不忍,提出要我母亲跟老人说一声:大孙子已经在路上来了,您要忍不住就走吧,别等他来了。母亲哭着说:“我怎么开得了这个口!”就这样,从下午一直坚持到晚上,奶奶就是一口气不咽!最后还是我的二姑跟奶奶祝祷了两句,奶奶提着的一口气才放下来了,那是晚上7点半。此时的我已经过了济南,尚在山东地界,但离安徽不远了。第二天中午我一路小跑到了村头,家门口静悄悄的,我一阵高兴,奶奶可能没事!等到进了大门,赫然看见院墙上靠着几根新砍的长竹竿,心中立时翻起一阵慌乱,我知道那竹竿是为办丧事用的。我三脚并作两步跨进屋,屋里顿时哭声震天,这是家乡风俗“接哭”,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,大叫一声“奶奶,我回来了”,就哭倒在奶奶的床前。奶奶的脸已经被盖上了,我再也看不见她老人家了!那个晚上,我悲病交身,火车上受的寒发作了,昏烧了一夜。到办完丧事后,我去村医的小诊所里输了一瓶水,才有所缓解。

  当时我一直后悔,后来也多次设想,如果电报早一点送到,如果村里当时能打长途电话,我肯定能见奶奶最后一面。再后来我还知道,奶奶是自然老去的,如果能得到好一点的治疗,肯定还能多活些年,也让我能多尽点孝。如今说起来,这都是“命”。那年春上,村商店附近张家就开通了长途电话业务,按时间收费,打一个长途,说个几分钟,也就几块钱。如果早几个月开通,家里不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,我就可以提前几天知道,早几天到家。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。之后,陶冲也有了直达北京的大巴。该来的时候没来,该有的时候没有!发展总是那么不如人意,也总是来得那样慢!

  回到北京之后,心情一直如那个天气一样阴冷阴冷。直到料峭春风起来时,才慢慢好转。3月的时候,女儿出生了,家族有了下一代。奶奶是知道重孙要出世的,就在她临去那些日子,特别想吃肉,当母亲要杀鸡给她炖汤喝时,她坚决不肯,说要留给孙媳妇坐月子吃。每当想起这,我心头就一阵酸楚,也深深为奶奶对孙辈的疼爱所感伤。

  旧的生命已逝,新的生命来了,生活就是这样。到了而立之年,眼看着年华在指间如流沙一样漏走,为奶奶、为父母、为家乡,为千千万万个在大地上刨食的乡亲们,我能做点什么?作为一个三农知识分子,作为一个三农记者,除了手中一枝笔,还有什么呢?从小到大的经历,耳濡目染的记忆,亲朋故旧的叙说,一齐排山倒海而来。经过半年的沉淀,我决定以农民的生存状态为主题,写一组《乡村观察》。我把这个想法跟所在部门的主任刘震云说了,并说写完后请他审看。震云师兄真是大家风范,大手一挥,“见报以后再看”。他这么说了,我竟也就这样做了。第一篇刊发后,他来到我办公室简单地肯定了几句,我知道这是他的客气。第二篇、第三篇以及后面的陆续刊发后,他的表扬我看着就不完全是客气了。等到排第十篇时,当时的领导有些顾虑,说,“发了九篇就够了,不要十全十美”。他还帮我做领导的工作,也跟我一起愤愤不平,发着牢骚。现在想起来,在作家之外,他还很有一种报人情怀。

  这一组文章发表后,社内外反响还不错。在业界也有好的反映。记得央视一位记者专门给我打电话,约我聊聊农村,并且说,她把文章念给家里保姆听了,保姆直说,农村真是这样。十年之后,我把它放到天涯社区时,这些文章还是受到欢迎和共鸣。我只能说,不是文章经受了时间的考验,而是农村的发展太慢了,农民的苦太苦了。

  叁

  十年前的光影恍若昨天,十年前的人和事还在继续。2004年一如时间中的任何一年,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。此时的我,已经告别了愤青的情怀,理性的小火苗在心里顽强地冒着。我记得,有领导曾说,他思想活跃有冲劲,就让他到经济领域来冲吧。就这样,我告别了社会文化采编工作,搞了几年现代农业报道,又干上了三农评论。

  唐朝诗人贾岛曾赋诗:“十年磨一剑,霜刃未曾试,今日把示君,谁有不平事?”侠义之声、豪爽之气,溢于行间、透在纸背。但我等书生一介,惟有磨笔试锋,陈情言实,才不枉十年寒窗,不负乡亲所望。作为一个三农评论员,紧贴三农时事,评析三农话题,探讨三农难点,直接为农民鼓与呼,是我的职责和情感所系。我由衷期望农民的生存在这个时代有所改善,也为农民福祉的每一点增加而欢欣鼓舞,为农民权益的每一次损害而怒火中烧,更期待我的家乡和乡亲能过得好一点,不枉他们当年为我走出乡村高兴得那样真诚。

  2004年这时候,互联网正在快速扩张,上网是那样令人激动。我每天在各大网站游走,也发发评论,并把一些文章在新浪论坛和天涯社区上粘贴。就在这期间,我酝酿着文章结集的想法,书名也想好了,就叫《底层中国》,里面是《乡村观察》打头,再加上一些为农立言的时评,整理了一番后,还把书名和目录都贴到了网上,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。也有人跟我联系,但条件总是不理想,还有人提出要买《乡村观察》的文章,我不明白“买”是什么意思,对方说,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今后就不是我了。我笑说,就算你买了,作者也还是我,因为它是1994年公开发表的文字。自然,买卖就没成。

  但我终究没有出版这本书,即使在我寻求出版社的时候,我也感觉内容与书名相比,还是单薄了。现状的描述和情感的宣泄是有了,但对问题的深入探究和个案的解析还不够,解决的思路也付之阙如。这就像给读者许了一顿午餐,却只拿了一些茶点。于是就有了此后十年陆陆续续的焦点评析和政策诠释,也有一批有关农政大义的大篇铺陈,提出问题,也尝试给出思路,或者描绘了愿景,也试着勾画路径。至于到底怎么走,那要看历史怎么演进,探索者如何前行。

  现在看来是历史的巧合,或者说是历史的好兆头。当2004年我有意为我的三农文字寻找一个前进方向时,那一年正好发布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以三农为主题的“一号文件”。尽管我在文件发表的时候,撰写了《三农发展的又一个春天》的社论,但我当时还看不出其深远的意义。其实文章最初的标题叫《喜见十八年后又一个“一号文件”》,但没有后来的标题站位高。这之后连续11个“一号文件”,特别是取消农业税,不仅受到了农民的极大欢迎,也创造了历史。我的乡亲们都说,种地不交公粮,还给我们发钱,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大好事。后世史家修史,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都是要从时间的平面中凸起,这件事也无论如何要记一笔的。钱虽然不多,但暖人心,尤其是对被挤到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农民,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没有被忘记。而且,这还开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重农好头。

  但尽管惠农的政策不断推出,农民也感受到了,农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苦。有一段民谣说,“中央是恩人,省里是亲人,县里是好人,乡里是恶人,村里是仇人”,这“五个人”把好政策落不了实说得淋漓尽致、形象生动。最近十年,一方面是强农惠农富农的黄金十年,一方面又是农民利益空前流失的十年,特别是农民命根子的土地,其权益更是迅速地、大规模地从农村流向城市。很多地方,为了推进城镇化、招商引资、发展地方经济,大量牺牲农民的土地权益。在这些地方,不能说发展完全是旗号和名义,也不能完全不承认其诚意,但确实有不少地方主政者,表面的戏码是追求GDP以图政绩、是为了土地财政,真实的底牌却是在土地的腾挪中上下其手,与资本暗通款曲,图谋的是个人或小团伙的私利。这也为后来连续曝光的腐败案件所证明。当然,这样的认识也是我如今的马后炮。但作为一个三农评论员,我的思考也力图最大限度地逼近本质,虽然经常只是接触到本质的表皮。比如《警惕以发展的名义侵蚀农地》《发展农村到底以谁为主?》《要城市化,但不要损农伤农的城市化》《“铁本事件”的三重警示》《“嘉禾事件”的负面遗产》,这些个案的解析,也让我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。

  但吊诡的是,我那些兄弟姐妹手拉手进城打工的乡亲们却不这样看,每当回家过年时,他们总是让我迷惑。他们不觉得苦,或者说,快乐总是大于痛苦。理由是,出去打工,每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;不出去,在门口个体工厂里干活也能挣个万把块。这日子不是挺好吗?很多人楼房盖了,有的还到镇上甚至县城买了房,好日子正红火着呢,有什么苦?至于征地,那是大好事,很多村还巴不得马上地被征了,那些没机会被征地的,失落感还不小。为什么?一问,还不是马上有十万八万的钱可拿。几亩地拿在手上,种田一年也挣不了几百块,还不如打几天工呢,反正现在收入靠的是打工,土地再是命根子,挣不来钱有什么用?至于土地的长远权益、子孙后代的权益,眼前是顾不过来了。我的乡亲们手上何曾拿过万儿八千的钱?如今打工能挣两三万,征地更是上十万,能不半夜笑醒了吗?行笔至此,心中又是一阵苦涩。

  肆

  2014年的日月是新的,2014年的梦想是热的。主流的话语说,“距离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”。中国梦的提出,凸显了人文和激情,一下子击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位。因为一直对三农念兹在兹,我不由得不期待中国梦怎么在三农上落实。很快,新的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创了十年来的最高规格,三农“强美富”的概念出来了,三农中国梦有了一个鲜活的载体。

  对美好期待最好的支持,是把挡住期待的问题掰开揉碎,让我们看到要害在哪里。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,大家基本上有了共识,那就是农民职业化、权利同等化,农村城镇化、服务一体化,农业现代化、经营企业化。表述虽然不一,意思基本这样。这“六化”要实现得好,土地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,王朝兴替看起来是帝王将相的英明神武,根子上还在于千千万万的小农失去了土地,成群结队、无地就食的流民,成为颠覆的利器。今天我们要跳出历史的魔圈,就要从这“六化”破题。这之中,保持对土地问题的高度敏感,保持对农民工就业的高度重视,保持对复杂不确定因素的高度警惕,非常重要。不能让户籍成为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障碍,不能让他们继续在城市纳税,去农村投票,不能让城乡差距和分割在城市在地化、复杂化,更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的“第三元”“蝙蝠人”。一句话,千万不能让农民进城没工作,回家又没土地。无处就食,回不了家,那是什么样的局面?

  两年前总结新世纪三农时,我提出了“黄金十年”的说法。这四个字不是新创,但用在三农上似乎是首次。当然,这十年的三农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,但仅一个免除皇粮国税就足以彪炳史册,所以“黄金十年”的提法还是说得过去的。有了“黄金十年”,接下来该是“钻石十年”了,诚所愿也。也正因为此,在写完《改革创造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》后,2013年,我领衔撰写了《七论三农中国梦》,报社还为此专门出了一个小册子送给有关人士参阅,“七论”的首篇就是我撰写的《打造亿万农民的共同梦想》。有梦想必须要付出行动,2014年春节第一天上班,《踏上三农中国梦的伟大征程》的大块头,就刊发在当天的《农民日报》头版头条,也是新年的一种祝愿和决心。

  “谁赢得农民,谁就赢得中国。”我在多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:“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,革命时期如此,建设时期如此,未来的发展依然如此。抓住了农民问题,就抓住了中国发展的根本;解决好三农问题,就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钥匙。”三农中国,底层中国,一而二,二而一。实现三农中国梦,收获三农“强美富”,该怎么认识三农中国?该如何理解底层中国?就像我曾经认为的一样,有人可能只从“苦”一个层面来看待,但我现在以为,其内涵远不止此。何谓底层?从几何意义上说,底层描述的是位置;从价值意义上认识,底层意味着压力;从功能意义上看,底层体现的是支撑。何谓中国?一个“中”字,表达的是天地之间的自信,是均衡中庸的智慧,是对美好状态的向往。《乡愁中国》的本质内涵,是见证底层的庞大和厚实,表现底层的坚忍和顽强,展现底层在梦想中的执著、在艰难中的渴望。

  愁者,秋心也。所谓秋,在汉语言文化传承里,就像一个正反面宝鉴,一面是文人的悲秋,一面是农人的金秋。作为一个三农知识分子,我眼里的乡愁自然也涵蕴着这两个秋:悲悯大地,欢庆丰收。虽然如此,但我内心其实一直回荡着一个最深沉的呐喊,就是希望我的父老乡亲、我们的农人,永远有一张金秋的笑脸。因此,在这本《乡愁中国》里,我把《踏上三农中国梦的伟大征程》作为最后一篇,除了发表时间的客观因素外,还有表达新的起点、新的征程和新的希望的意涵,也是为了与全书第一篇《你使你的犁和耙,我去走天涯》相呼应。我们的农民从甩掉犁耙、进城求生的“走天涯”开始,到“踏上中国梦的征程”,其间所反映的内涵之深,所揭示的变革之巨,所经历的艰难之重,以及所面临的转型之险,真正是“三千年之未有”。作为三十年前怀揣家国梦想负笈京华的农家子弟,我深深地体味到,把握好这个创造历史、改写历史的“变局”,我们与三农振兴的目标就真正是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”!

  是为序。

  2014年9月20日于北京八里庄南里一号院

  (注:本文为《乡愁中国》作者自序)



 

责任编辑:王勃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版权声明 | 招聘信息 | 友情链接
新西部头条彩票网 建站时间:2006-3-28 陕ICP备18017998号-1 All rights reserved. 技术支持:万博网络 网站备案/许可证号:陕ICP备18017998号-1
站长QQ:596104684 站长邮箱:newwestedu@163.com 联系电话:029-855268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