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治为一些官员关上了仕途之门,但出狱之后,他们中的一些人,却找到了人生的一扇天窗。有媒体对部分贪官出狱后的调查跟踪发现,有的贪官刑满后,开启了“第二春”,有的转战商界年入200万元,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
　　曾担任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的张二江,是这个话题无法绕得过去的典型人物。2002年,这位被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痛斥为吹、卖、嫖、赌、贪的“五毒书记”,减刑将近一半后出狱,没有工资、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,在“友人帮助”下他开了一个茶馆。他说,“只想平平淡淡、普普通通做一个好人,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”。

　　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,“自食其力”是基本的生活态度,但对于张二江们来说,真要做到这个境界,恐怕还需要法治的监管来证明。比如检察日报曾报道某司原工作人员张某等人,因受贿入狱后,就有行贿人筹了100万元,愿意为他出狱后补偿“坐牢损失费”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出狱后,给旅游黑店当起了“顾问”,利用任局长时的关系,反将工商局工作人员拉下水,把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。

　　贪官出狱之后,能够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合法挣钱,是法律赋予的权利。但前提必须是在彻底斩断了旧有权力资源在经商行为中的运用,否则权力的人脉很难在这个“第二春”中分辨清楚。贪官在位时,对利益相关的商家“贡献”够大,商人中虽然有作树倒猢狲散的,却也有不忘“旧情”者,有的希望贪官出狱重新做人的同时,能够为自己的生意重新整合旧的权力资源。因此,对于一些出狱贪官来说,这扇“天窗”,从仕途之门被关的那天起,就洞开着的,无非是迟早问题。只要他们的权力资源没有断绝,他们的未来财富,便永远是“春天”。

　　在职官员不准经商,已经成为常态,但对于出狱、或者因违法违纪被处理后的官员经商行为,在制度设计上还没有完善到位的细则。而众所周知,因为违法违纪而被处理的官员,他们的仕途生涯当中积累了太多附着在权力之上的人脉资源,哪些属于个人业务能力、人格魅力资源,哪些属于旧有的权力资源,确实难以界定。这对于“出来”后凡事谨慎了的一些官员来说,可能会不知所措,而对于一些眷恋权与利轻松兑换的官员来说,则反而因为没有名义上的权力,而更加无所顾忌。

　　对于问题官员接受法纪处理之后的经商行为,确实需要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。一方面可以让这部分人放下包袱自食其力,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社会舆论对于问题官员在另一扇窗里“东山再起”的财富不停地抱以怀疑态度。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当中,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监管,拥有过权力资源的官员一旦成为商人,他们想不发财都难。反过来,民众想不怀疑也难。因此,对于这部分人的经商行为,法治和监管的制度设计,既可以给这部分人打开一道通往正道的天窗,也是给社会监督打开一道通往信任的天窗。